【地评线】东湖评论：抢抓新消费风口 提升产品含“青”量
如对《刑法》中有关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存在的弱势化女性的规定的质疑{13}、对反性骚扰立法中具体细则如定义、证据规则、单位义务和责任的建议{14}、对完善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序机制的相关建议{15}、如何通过劳动法消除性别歧视，解决对女职工特殊保护可能导致就业受阻的困境，等等。
而这也是婚内强奸在我国迟迟难以得到认定的一个原因。【注释】[1]本文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一词，指国内已有的一切涉及女性权益的法律问题研究。
关于后者--社会性别概念，从国内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起始点来看，都与前文提到的90年代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有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写入了法律，宪法和各部门法的规范条文中都有所体现。虽然，妇女解放的话语最终被革命的话语淹没并出现长期的中断，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女性经济上的逐渐独立，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一代女性成长起来，实现了人的现代化。4.研究队伍的学科背景太过单一女性主义法学并非纯粹理论认识的学问，而是混合了理论与实践、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以及法学与非法学的多种知识体系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女性主义法学的学理研究与应用法学，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律实践等均有联系。这些研究从多个方面体现了我国法学界对女性主义法学认识论的重视。
在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的影响，渐渐在社会中有了平等、自由、解放的现代意识。我国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起步不久，没有历史悠久的法学传统，也没有形成严谨的学术规范，还处于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因此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有关民事证据立法的出台，主要是对能动司法解决具体纠纷过程中如何鉴别证据、认定证据、分配举证责任的实践经验总结，在这些案件中，证据的采信往往是案件定性的决定性因素。
克制司法理念认为，法官忠诚于法律，坚持法律至上，其任务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解释和服从法律，运用司法程序恰当地解决社会矛盾，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二） 能动司法与法律教育在现代社会，只有人人懂法才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一般理解为，法院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以法治精神为指引，强调司法的社会功能，灵活适用法律，创造性地化解社会纷争，在形成社会政策、均衡政治力量、保障基本民权、谋求社会福祉上发挥导向作用的司法观念。能动司法是有限度的，消解能动司法与克制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关键是要把握好能动的度，找到能动的限度和边界，给它在程序上划定框框，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时空维度、文化背景、社会需求之上加以理解和运用。
客观地讲，实践中确实有盲动、乱动的现象，甚至打着能动司法的旗号，做了一些违背法律精神的裁判，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能动司法的精神实质，不能准确把握能动的度，步子或大或小，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为保持司法有效满足中国这个特定社会需求，不仅需要法官和法学家从司法知识和技术的角度考察司法的案件，也需要不时跳出司法个案、程序和法学理论，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个角度来考察司法总体态势和社会对司法的要求。
案多人少的困难局面要求人民法院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案件的审理，努力提高裁判的效率和效果。它基于、确认和支持了我们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同时也借此凝聚了这个社会目前的法律共识和道德共识[9]，使全民经历了一次法律再教育。司法审判本身不仅意味着结果，更是一个法律运作的过程。司法的变革、理念的更替都意味着社会或大或小的变迁，对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以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社会变迁。
在放权与限权之间摇摆，是我们对当前是否实行能动司法产生的抉择困境。五是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为着力点，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矫正，开展法律宣传和服务，完善典型案例公布制度，等等。加之新型案件层出不穷，疑难案件增多，当事人诉求强烈，案已结，但事难了，平息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迫使司法机关转变思路，探索妥善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只能通过普遍正义而不是绕开普遍正义去实现个案正义。
探寻新的司法理念，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要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全国法院系统深入贯彻并不断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研究新形势下司法所面临的挑战，完善司法体制，强化司法权威，探索更加有利于实现司法价值的新渠道。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这种螺旋上升趋势，使司法体制改革步入了规则之治——程序之治——能动之治——柔和之治的发展轨迹。
各地人民法院开展能动司法，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有积极效果，也留有遗憾。对能动司法理念的担心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有可能破坏了几十年法治建设所争取到的循法而治，总是担心几经努力形成的克制司法理念付之东流，导致司法的无序、腐败。如果没有这种超越法律的视角，司法就根本不可能有效履行司法的职责。（四） 能动司法与法律成长能动司法是对法律确定性的坚持和升华，是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形式，有助于法律的成长。这种过分强调调解率，有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成为法院的政绩工程和法官的作秀表演。如果脱离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约束，纯粹以法官个人的价值为标准去解读法律，那么，法官就有可能以能动司法的名义行独断司法的目的。
经验证明，法庭并不仅仅决定案件或者只是遵守规则办案，法官还通过强制力进行道德说教、宣示正义、证成法律原则。当法院院长大谈特谈法制宣传工作时，法院院长就已不再是院长而变成司法局长了。
只有不断调整司法理念，才能跟上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步伐。这就要求司法与社会发展变化同步，以对社会的高度关切、对人民的高度负责、对法律的绝对尊重，回应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形成的需要。
[5]江必新大法官也指出，能动司法必须遵循司法自身规律，保持司法权的最基本特征，保持适度能动、适度干预、适度参与。新的司法理念无关乎左与右，它不是一个政治话语，只是一个恰当的存在，不能因为理念指导下的实践偏离方向就全盘否定能动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为解决社会较为关注、矛盾较为突出的热点问题的指导意见和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受理情况，向党委、政府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涉诉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当法院在冲向前线时，有可能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处理不好纠纷，使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受损，陷入审而不终的尴尬境地，成为新的社会纠纷制造者。不当的能动司法使司法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分辨不清，将司法推向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线。老百姓积极通过司法参与社会生活，寻求司法的慰藉，这就需要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要运用法律智慧，还要运用政治智慧解决纠纷，法院成为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舞台。
任何新的理念在社会中实施总会伴有新旧观念和制度的碰撞、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磨合，从而揉进民族和时代的特色。司法理念如果一成不变，司法就如一潭死水，无以应对社会变迁和大众对司法的期待，左右摇摆要有限度，某一段时间向右，多向西方司法借鉴经验，某一时段向左，多从传统司法寻找根源，但终归是要回到中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再需要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它仍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只是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真正内涵，既要认识到能动司法所蕴含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也要防止曲解其本意、将其祭上神坛。能动司法与法治精神之间存在着张力，而法治在现代社会具有价值有限性。
这就造成了当前开展能动司法腹背受敌，国家希望司法能动，但又担心司法权盲目扩张。能动司法丰富法律内容、促进法律成长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通过创造新的判例，产生新的理论，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营老山林场与渭昔屯林木、土地纠纷如何处理的复函》确立了地上权时效取得制度。
变革与稳定的矛盾使得能动司法之路是渐进和曲折的过程。法官为了完成调解任务，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法院支出了巨大的财力，千方百计、苦苦追寻，明知是调解毫无结果的案件仍然坚持调解，甚至是违法调解。探寻新的司法理念需要继续接受时间的检验，前方的路并不平坦，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四是加强审判业务指导，统一法律适用。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强调的，司法权作为至关重要的执政权，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必须服从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14]。[2]（二） 我国能动司法实践的多样形态时代呼唤能动司法，群众需要能动司法，政治倡导能动司法。
它展示法律的价值和司法的魅力，让人们知道司法是社会利益的平衡者，政治力量关注，老百姓关心。比如，设置派驻社区法官加强调解，开展巡回审判，承担了人民调解员、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职能。
司法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所具备的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潜能受到了政治的关注，政治主体优势也会默许甚至迫使司法涉足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借助司法以个案的形式对一些新问题作‘试错的努力。能动司法首先要求法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法官的法律信仰，就不会通过司法过程产出正义的审判，它是保证法官运用司法程序实现法律价值、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